（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每年的腊月初八，当清晨的第一缕炊烟缓缓升起，腊八粥的醇香便在古朴村落中四处飘散。作为承载着数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节日，腊八节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远古神农时代的岁终祭祀仪式。唐代史学家司马贞所著的《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地。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进一步阐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祖也。”此节指向先秦时期的冬日“腊祭”，传递出先民通过田猎祭祀，以此表达对祖先深切追思的传统习尚。

　　腊八节的发展历程，是一段跨越时空的人类文明演进史。仅从称谓的变迁，便可窥见其中的多重文化语境。东汉蔡邕在《独断》中系统梳理腊祭的历史沿革后，指出历朝历代的腊八名称迥然有别，“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曰腊”。这种称谓上的更迭差异，折射出祭祀文化的传承与演变。在时间维度上，也呈现出多个变化节点。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说明汉代腊日并无固定日期。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则有“十二月八日为腊日”的明确记述。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历腊月初八才被确立为腊八节。这种岁律的调整，既有对时间的统合，更是本土祭祀传统与外来佛教文化巧妙融合的体现。

　　何为腊八？《礼记·郊特牲》有云：“天子大蜡八。”此处的“蜡八”，特指祭祀与农业相关的八位农神，其中既有发明农耕的神农、掌管农事的后稷、司职田亩的田畯，也包括捕食田鼠的猫和围猎野猪的虎。这种兼容并蓄的祭祀传统，映照出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与感恩之情。

　　若从习俗的视角探究，早期腊八节的核心理念重在祭祀与驱疫。《荆楚岁时记》中记载，腊八之日，村人击细腰鼓、戴胡头，扮作金刚力士驱逐疫病，腊八节因而被称为“防疫保健日”。从敦煌壁画到民间傩戏，均能见到类似原始而热烈的驱疫场景。时至今日，陕西汉中、贵州安顺等地依旧保留着腊月击鼓驱疫的古俗。

　　唐代的腊八节，狩猎活动一度占据主导，而“喝粥”的习俗则鲜有记载。杜甫在《腊日》中曾留下“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的诗句，岑参亦用“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描绘腊八时节的围猎盛况。宰相诗人权德舆在《腊日龙沙会绝句》中留下“帘外寒江千里色，林中樽酒七人期。宁知腊日龙沙会，却胜重阳落帽时”的诗句，说明宴饮在唐代腊八节也颇为流行。此外，唐人韩鄂所撰的风俗志《岁华纪丽》引述了“明旦是腊，赐神药”的典故。这一腊日赐药的传说，反映到唐代节俗中，则表现为宫廷赐物。其间，腊日受赠的臣子通常会亲自撰文，以表感谢。白居易的《腊日谢恩赐口蜡状》即有“今日蒙恩，赐臣等前件口蜡及红雪澡豆等”的详细记载。

　　迨至两宋，腊八习俗发生重大变革，腊八粥从寺院逐渐走向民间市井。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自此，民间也纷纷效仿，以果子杂料煮粥食用。延续至南宋，赐粥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描绘临安城的习俗时记载：“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檀施、贵宅等家。”腊八粥又称“佛粥”，与释迦牟尼成道的故事密切相关——传说他在菩提树下悟道前，曾接受牧羊女苏耶妲供养的乳糜（乳粥）。南宋陆游笔下的“今朝佛粥更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则生动描绘出乡村邻里互赠腊八粥的温馨场景。

　　从美学范式看，腊八节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文化包容特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腊八与佛成道日相互融合，使腊八节承载了祭祀祖先、驱疫祈福和纪念佛陀成道等多重意义。寺庙在腊八节向民众施粥的习俗，既体现了弘扬佛法的本义，也诠释了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明清时期，腊八节的传习更为丰富多元。明代宫廷在腊八日设“国宴”，并赏赐百官“腊八面”，状元吴宽曾赋诗《腊八日赐宴》记录这一高光时刻。

　　清代宫廷对腊八节尤为重视，雍正皇帝曾下令每年腊八在雍和宫举办熬粥大典，分赐百官。与此同时，紫禁城内亦有腊八习俗，御膳房会特制“腊八醋”，泡制腊八蒜。乾隆皇帝更是亲自作诗《腊八日》，以“松榛枣栗杏胡桃，黍稷粱豆堆累累。水火既济入鼎烹，声泻松风万壑起”详细描述腊八粥的烹制过程。北方地区受宫廷和寺院影响，腊八日以粥、蒜为主，仪式感较强。江南一带或食腊八饭，或做腊八豆腐，文人雅士常有“腊八会”。

　　在民间，腊八粥则是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节令食品。晚清文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子、松子及白糖、红糖、葡萄以点染。其配料之丰赡、用工之讲究，足见时人之匠心。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腊八粥繁复精巧的制作工艺，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蕴含着“集百味而成一味”的哲学深意与高古之美。每一粒承载着天地恩泽的谷物，在杂糅共煮之间，恰似万物和谐、阴阳调和之象，腊八粥由此也超越饮食本身，成为连接人与自然、世俗与神圣的文化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