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赵凡

　　提起“范文澜”这个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那本始撰于烽火硝烟之中的《中国通史简编》，或是其开创的我国新通史著述范式。然而，很多人不知道，他与光明日报有一段特别的渊源——曾任光明日报《史学》专刊首任主编之一。

　　1953年春，为了活跃当时的文化学术生态，光明日报社筹备推出《史学》专刊。

　　如何确保办刊质量？报社决定，委托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承担编辑工作。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的范文澜，成为《史学》三位主编之一，其他两位同样大名鼎鼎：翦伯赞、陈垣。

　　范文澜，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训诂、考证之学，刚过而立之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被梁启超盛赞为“考据精审”。九一八事变后，范文澜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还冒着战火创办“抗敌训练班”，带学生徒步千里宣传救亡，被延安《中国青年》赞为“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1940年春，范文澜历经险阻抵达延安，即接到毛泽东布置的一项重要任务：编撰中国通史。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发奋写作，次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实现了我国学者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创举。毛泽东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后来，范文澜同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

　　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创办之时，范文澜已是德高望隆、事务繁忙，却仍对这个专刊投入了极大热情。

　　当时的光明日报社社址，在北京石驸马大街（今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原《世界日报》旧址，空间逼仄、条件艰难，甚至无法为《史学》专刊的名宿大家们提供一间办公室。每次开会讨论稿件，编辑们都只能临时找地方碰头。然而，办刊工作丝毫未耽误。

　　“对《史学》来说，范文澜先生的奠基作用、学术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深刻影响着这块新生的学术园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感慨。

　　《史学》专刊筹备期间，学界盛行的是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等宏观问题，而范文澜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在《史学》上不开展类似讨论——因为当年的《光明日报》每天只出4个版，学术文章大都只有千把字篇幅，探讨太过宏阔的问题，既难以展开又不够“好读”。

　　在其影响下，1953年4月4日的《史学》专刊《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我们也不希望一来就是上下古今几千年，好像要在一个题目之下解决好多历史问题，而是希望抓住一些非常具体的重要而又为读者所要求解答的问题，进行比较严格的分析。”对于《史学》刊发的文章，《发刊词》更是直言，希望“能够以通俗的简要的言语写出，空洞、冗长的叙述必须避免”。

　　邓广铭曾撰文回忆，办刊期间，范文澜“不开展太过宏观问题讨论”的意见也曾遭到一些人反对，认为这是“放着大菜不吃，专吃小菜”，但考虑到报纸风格与读者需求，此后的编辑方针始终遵循这一意见不曾动摇。一篇篇精短却丰实的“小文”频频引起关注，“搅动了史学界一池春水”。而这种择稿标准，也奠定了其后《史学》求真务实的风格基调。

　　办刊选稿如此，著书治学亦如是。在史学研究中，范文澜对一些年轻学者轻视史料的“放空炮”倾向多次予以批评，而对扎实的史料基础则大加赞赏、热情鼓励。他的这一态度，对《史学》及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6年5月24日，《史学》刊发了范文澜撰写的《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原来，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青年学者刘尧汉以云南彝族地区社会历史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写就一篇论文，范文澜读到后难掩激动之情，特意撰文评介道，“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并将调查所得史料比作“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刘尧汉深受鼓舞，学术志向愈加坚定。此后数十年间，他扎根楚雄潜心治学，终成我国知名的民族史学者。

　　提倡求真务实、反对空疏冗长，范文澜不但积极倡导，更是亲力亲为。

　　1957年2月28日，范文澜在《史学》专刊发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文，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及其关系做了精辟阐发。然而，在文章末尾的“附记”中，他却这样自省：“‘史学’因为篇幅小，是容纳短风的刊物，我愿意在‘史学’上写稿来煅炼自己。不幸，这篇稿子写出来，大大超过了半篇万言书，恰好证明我身上‘长风病’未曾消除。如果以后再向‘史学’投长稿，希望编辑部给我一剂闭门汤喝，提醒我加紧消除我的‘长风病’。”

　　此后不久，他便改以千字左右短小篇幅撰写专论。一代史学大家之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晚年，范老常年卧病，不得不遵医嘱休息，但只要身体条件尚可，仍然奋力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生前回忆，20世纪50年代，尽管一只眼睛视力不好，范文澜仍坚持每天早上八点多开始工作，下午最早六点才离开办公室，其刻苦勤奋的治学态度影响了无数同事、后学。

　　“做学问，你们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则要‘不知死之将至’。”1969年7月，范文澜因病辞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缠绵病榻却仍惦记着未竟事业、不忘勉励青年后学……

　　范文澜留下的，不仅是不朽的史学论著，更是一份将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的宝贵精神遗产。而其“不卷入空洞的文字概念之事”的办刊主张，其务实求真、言必有据的治学理念，业已成为《史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这块历久弥新的学术园地上永远闪耀光芒。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7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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