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财政收支的大抵平衡，本是一国应尽职责，不仅为自身经济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也为国际经贸关系的可持续。然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却常常任意出台政策，导致财政收支严重恶化。为获得更多支持，美国政府在短期内给经济“下猛药”的冲动强烈，通过税收从外部攫取资源贴补国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的财政赤字将比去年增长1000亿美元。而且其长期预算展望数据显示，2030年的美国公共债务余额将增加至占GDP的108%。要知道，按照IMF的预测，2025年的全球GDP总量约为117.16万亿美元，美国为30.62万亿美元。而到2056年美国国债将升至GDP的175%，达到168万亿美元，超过目前美国国债规模的4倍。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届时的债务存量不仅填不上，甚至能够吞噬全球的经济增量。

那么，美国政府为何要借那么多债呢？除了“大而美”法案退税、承诺给美国民众发“关税红包”、到处打仗花钱太多、市场环境不稳定、经济活动放缓等因素，美国国债的历史包袱也有点儿重。2025年，美国国债一年支付的利息达到近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排名第20位的瑞士全年的GDP。

根据CBO的预测，2056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攀升至GDP的9.1%，政府财政支出将升至GDP的27.9%。将这个数字与中国刚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较为积极的赤字率4%对比，就可以看出美国财政收支管理有多么“大胆”和不负责任。值得注意的是，CBO的这些测算还没有考虑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对等关税”非法带来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既不能继续征“对等关税”，还要退还去年已加征的税款。要知道，这些关税可是美国当前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美国财政收支的逆差可能比CBO目前预测的更大，而增加的部分如果通过发债解决，既要还本，还得付息。

面对这样的困境，美国政府并未选择合理的方式改善财政收支，而是采取“筑坝防洪”的方式试图影响市场判断。一方面，在“对等关税”无法施行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超越法律授权实施“122条款”，试图稳定关税收入，但再一次打击了刚刚有所稳定的供应链，可能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水平。另一方面，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暴涨，地区局势还可能变得更为复杂，对周边区域乃至全球形成广泛影响，深刻改变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和秩序。事实上，美国想要增强自身发展优势的目的恐怕很难实现。市场会用自身的判断来做出相应反应。当入不敷出成为常态，旧债偿还出现困难，恐怕新债的发行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认购。而如果无法借到新的资金，要么造成债务违约，要么开动印钞机。无论哪种选择，都将进一步打击和削弱美元资产的吸引力。

近几届美国政府都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试图以补贴“胡萝卜”或加税“大棒”迫使产业回流。但企业的投资决策不仅取决于成本收益，更依赖于政策环境。美国政府建立起的贸易壁垒，大幅提高了美国与贸易伙伴的供应链成本，而易变善变的各类政策又极大限制了企业决策的空间，导致了商业活动短期化。实体经济发展无力，制造业失业率上升。在美国财政政策的冲击下，原本美国仅剩的金融优势又被显著影响，货物贸易逆差可能难以再由资本账户顺差填补，进而可能在人工智能泡沫破裂的预期下，引发美国经济动荡。

一国出现危机时，寻求外部资源的支持是正常模式。近年来，阿根廷在面临债务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部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国体量远超阿根廷，经济胃口更大，民众也不愿意承受更困顿的生活。历史多次证明，当美国出现危机时，往往都寻找“替死鬼”和“接盘侠”，将其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造成了外部市场的长期动荡，“广场协议”后，日本被迫大幅升值日元，经历了失去的30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长期低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权债务余波到目前都未平息，欧洲经济也正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转头向下，疲软乏力。世易时移，这些原本美国危机的“背锅侠”已经不再拥有足以撑起美国冲击的能力。而历史，也从未淡忘这些由美国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深重创伤。（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